近代中国，洋务运动中香山人容闳功不可没。
1854年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国，曾任琼记、宝顺洋行买办的容闳，于1863年与曾国藩交谈时，就提出“制器之器”的设想，得到曾国藩赏识，委派他出洋采购机器，聘请外国技工。1865年初，容闳采购的西洋机械运抵国门，中国近代史上首家大型机械厂“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宣告成立，文明古国向近代化之路跨出了一大步。
1865年创建的江南制造（总）局 解放日报资料图片
在江南制造总局期间，容闳还促成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兵工学校的创办。不久，他在上海发起筹组华商轮船公司，起草了《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试图发展中国新式轮船航运业，打破洋商在华的垄断地位。虽然他的这一主张未能当即付诸实施，但对曾国藩、丁日昌、李鸿章等洋务官僚创办军用和民用企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由买办商人向洋务企业的倡导者和参与者的角色和身份的转变，同样也极大地激发了香山买办商人投资新式工商业和参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热情。
尤其是孙中山出生的1866年，他的乡亲在德商禅臣洋行做买办的方逸侣之父方举赞，与打铁工出身的亲戚孙英德合伙，在英商虹口老船坞对面，成立了我国最早的民族机器工厂——发昌机器厂。
发昌机器厂除了从洋商船厂包揽一些零件加工业务外，还制造各种机器、车床汽锤和轮船等，后发展成“发昌号”铜铁机器车房，成为19世纪80年代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自行造船规模最大的一家机器厂，比1872年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的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蒸汽缫丝厂——“继昌隆”早了整整6年。
容闳对“制器之器”不遗余力的个性化劝导和社会化的推动，孙英德和方举赞民营化的创新实践，终于助力敲开了中国社会故步自封的大门，也迎来了兴办近代新式工商业的大潮。
容闳心心念念的官派留美幼童教育计划得到清政府的批准，120名幼童于1873年开始分批赴美接受留学教育。而郑观应的《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辨洋人新闻纸于中土不宜开金矿论》两文的发表，更是对洋务运动系列举措的深层次思考和回应。容闳提出的“联设新轮船公司”的建议，也在各方的呼应下得以落实。1873年1月14日，第一个官督商办近代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
1872年8月11日，经清朝政府批准，在陈兰彬、容闳率领下，中国第一批留学生梁郭彦、詹天佑等30人从上海启程，前往美国开始留学生涯。图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的合影。 新华社发
但是，轮船招商局刚刚成立时，香山买办商人还是局外人，因为当时许多保守人士并不信任洋行里的买办。创办人沙船富商朱其昂在招股时，一些买办或买办化商人态度冷淡，富商胡光镛、李振玉等也以“畏洋商嫉忌”和“众论不洽”为由拒绝入股。不到半年时间，招商局亏蚀数万，以致李鸿章深虑“股份过少，恐致决裂”。
在骑虎难下之时，李鸿章想起了上海知县香山人叶廷眷，通过他和盛宣怀的力荐，怡和洋行大买办唐廷枢和他的同乡徐润迅速被李鸿章委任为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和会办。唐、徐负责轮运、招股业务，朱、盛负责漕运和官务。
唐廷枢、徐润接管轮船招商局后，大胆改革，建章立制、明确商股的地位、强调商总和商董在人事方面的作用，增强商董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在股权设置、经营管理、盈利与分配、账目公布和股权运作等方面，吸收了西方股份制中的积极内容和运作模式，完善并发展了股份制。这些举措使轮船招商局既具备了近代资本主义股份制的特征，又体现了中国近代股份制的运作方式和特性。
结果，招股形势大为改观，不到两个月，就超出招股预期。招商局也在唐廷枢和徐润的精心运营下，很快起死回生。不到几年的时间，就与英商怡和、太古等轮船公司并驾齐驱，而且在1877年成功并购了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他们不仅使轮船招商局在中外航运业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有效地坚定了清政府兴办洋务企业的决心，激发了买办、富商、官员等投资新式工商业的热情。
难能可贵的是，在怡和洋行做总办的唐廷枢和在商场上如鱼得水的徐润，本来已经享受着高昂的薪水和可观的佣金，完全可以过着稳定而又优渥的生活，但他们有着深沉的家国情怀和为国为民族建功立业的志向，更有着当时大多数人所不具备的经营新式工商业的能力和经验，看到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香山商人义无反顾地放弃优厚的待遇和稳定的工作，冒着投资和经营的风险，直接投身于错综复杂的竞争环境和尚不稳定的职场。唐廷枢、徐润在香山同乡的协作和李鸿章等的支持下，先后创办了仁和水险公司和济和水险公司，使轮船招商局的船货和中国航运业的运营有了安全保障。唐廷枢后来又任开平矿务局总办，为开平煤矿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中国新式工业的生产和运营提供了最有效的动力支持。
虽然在上海轮船招商局的经营管理上，他们也难免在商言商，甚至也有投资失败的惨痛教训，但他们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推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增强了较大的竞争力。他们在经营管理上的失策，以及为个人生意、投机付出的代价，也为更多民族资本投资新式工业敲响了警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中国早期工业化和上海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有“硕学买办”之称的香山人郑观应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更显得弥足珍贵。
诚如郝延平所言：“他对西方冲击的解释、对议会制度的建议，他关于强硬的国家主义与谨慎的对外政策相结合的倡议，他对于商业和工业的能动作用以及对新兴商人地位的合理化的强调，他向中国某些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这些知识不能由研读儒学经典获得，相反，这是他作为一个买办而同外国人交往的结果。”
的确，郑观应就是抱着儒家建功立业的志向和保家卫国的情怀，密切关注轮船招商局等新式工商业的生存状态和运营情况，投资或参与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内河航运和汉阳铁厂等新式企业，甚至三进三出上海轮船招商局，最后病逝于上海轮船招商局任上。
他的一生从参加科举失败到进入上海洋行当买办，再投身早期工业化建设，在上海轮船招商局三起三落，虽然毁誉参半，却不计名利得失，始终不忘儒商本色。
他先后撰写《救时揭要》《易言》和《盛世危言》，不仅针砭时弊，直指官督商办体制，而且主张办学校以培养技术人才、采矿冶炼以供生产之需、办赛会以广销产品之急，立制度、定规范、守法律为工商业保驾护航。
他多次修订的《盛世危言》不仅发时代之先声，而且开未来之户牖。
在近代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渡年代，以容闳、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为代表的香山人，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大多数国人尚处于懵懂无知、昏睡未醒的状态时，他们却敏锐地看到西方富国强兵背后科学技术的力量和工商企业的作用，率先投身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建设。他们在艰难险阻中砥砺前行，为上海城市近代化的全面推进，贡献了他们的经验和才干。
（作者为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教授，中山市社科联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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