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代人画像，是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野心之举。
但两位媒体人试图用访谈的方式，给一代中国年轻人封存一枚“时间胶囊”。
理解“富足一代”，最终是为了理解我们共同身处的时代。
高考成了“可选题”
高考当天，19岁的吉林女孩张雨希拖着一个大箱子出现在上海。她穿着泡泡袖连衣裙，正忙着指挥客服，把她买的一副耳机从杭州改寄到上海。
按照传统脚本，这一天，这个高三女生本该在考场里，书写决定命运的答卷。但张雨希的轨迹早已不同。她读国际学校，选择A-Level课程，拿到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offer。高考对她而言，成了一道可选题，而非必答题。
这个画面，让作为访问者的70后伊险峰和80后杨樱，感到一丝“魔幻”。
正是张雨希，以及更多像她一样的年轻人，构成了两位媒体人新书《富足一代》的主角。他们被设定为1995年至2005年出生的中国年轻人。这一代人在2020年前后的心灵世界，及他们与父辈的代际冲突与观念差异，以深度访谈的形式被记录下来。
《富足一代》作者，两位媒体人。
“应该有一点怀疑”
“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
十年前，当移动互联网以蓬勃新经济之势席卷而来，外卖、电商、网约车和碎片化娱乐开始重构日常生活时，离开第一财经周刊的伊险峰和杨樱在创办的自媒体上，提出了这样一个看似“冒犯”的问题。
杨樱印象中，那是一个商业极力讨好年轻人的时期。“所有的消费，当时我们还叫商业文明创新，几乎都在揣摩年轻人的需求。”哪怕笨拙可笑，市场迎合年轻人的姿态从不缺热忱。那时的创业者和投资者，一头盯着风口，一头盯着年轻的消费群体，他们关心年轻人所有行为、习惯和场景，想年轻人所想，为年轻人服务。两人回忆：“那会儿我们觉得应该有一点怀疑。”
在那个专题中，他们访问了20余位公众人物，试图探讨：当年轻人的物质需求被精准满足甚至过度迎合时，当有关代际关系和家庭教育的讨论都被物质发展的逻辑所覆盖时，谁来照看“精神世界”那个部分？然而，这个由上一代“有智慧的人”提供答案的专题，并未完全解开他们的困惑。
富足的年轻人并不理解“匮乏”
那也是他们定义的“富足一代”陆续开始拥有智能手机的年代。
为什么选择“富足”这个词？两位作者解释，和“富裕”主要看钱多钱少相比，“富足”更接近一种相对状态。这代人从小就没经历过父辈那种物质短缺的日子，他们生活在互联网发达、什么东西好像都触手可及的环境里。对他们来说，手机、外卖、网购、娱乐资源这些，就像空气和水一样自然。
当然，两位作者因此遭遇的挑战和质疑也一直未断。杨樱直言，书还没出，出版方仅仅发了个预告，下面就出现好多争论。有人举出各种例子如“还在租房住”“从小家里也不宽裕”，辩驳“凭什么说我富足”。讨论多了，伊险峰认为这些反应恰恰说明“富足”是个相对概念。正如近期一场新书分享会上，嘉宾复旦大学MBA项目主任曹能谈及自己的童年时提到，父亲从香港带回一瓶可乐，他要兑水喝，那份珍稀的甜味，构成了对“远方”最初的想象。而这种关于“匮乏”的记忆，在这一代人身上已逐渐淡去。
更重要的是，这种“富足”得益于过去40年国家在全球分工中的跃迁。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生活的差异化与阶梯化变得显著，人们才会对“何谓富足”产生如此多元、有时甚至是尖锐的个人感知。伊险峰认为，“很多年轻人其实并不太理解什么叫‘匮乏’。”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感到安全或满足。恰恰相反，在这种基本生存焦虑普遍消褪的同时，一种精神层面的新“匮乏”正在浮现。一代人的所思所想背后，是一个个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带着社会进程的烙印。
两位作者想探讨的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年轻人，究竟是如何思考问题的？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为什么父母觉得理所当然的道理，到了孩子这里就完全行不通了？两代人的冲突始于何处？
所有的年轻人都羡慕上一代
《富足一代》出现了“父辈”的两种形式。除了血缘上的父母，还有虚拟意义上的父辈，主要指在这代年轻人世界观形成期，尤其是微博兴盛的2010年前后活跃在公共舆论场的知识分子和媒体人。本书推荐者、纪录片导演周轶君非常认同这一划分，“能够影响到年轻人的上一代人，对下一代的成长非常重要。”
尽管这种“影响”可能夹杂着年轻人对一个时代的想象。伊险峰和杨樱举例说，有一位在北京成长、一路考上北大的95后记者，真诚地羡慕来自湖南山区的80后同行，认为那种童年拥有“山里的纯净”，这让后者感到既惊讶又受伤：“小时候生活在山里有什么好羡慕的？他其实不太关心我吃过什么苦，也没有必要关心。”
周轶君回忆自己有过类似的“冒犯”。在与一位50年代生人谈及精神匮乏的年代时，她表示“虽然那个时候书少，但是你们能读到的都是经典”。上一代人物质层面的艰苦，在年轻一代的凝视下，被转换成精神层面的“优势”，比如简单的环境、确定的经典或者清晰的目标。在前辈不发一言的眼神中，周轶君意识到，所有的年轻人都羡慕上一代。如何理解这种看似“失真”的想象，反而是代际差异最值得探讨的话题。
控制欲是永恒的主题
在这本访谈里，最激烈的戏剧现场是两代人的冲突。
表面上是关于职业选择、消费观念、社会议题的争吵，但伊险峰直指最核心的冲突其实很简单，就是未来资源的争夺：“年轻一代肯定要从父辈那里拿走几乎所有的东西，而父辈可能不愿意这么轻易交出来。”
周轶君有一次无意中听到两位家长在聊天，其中一位两句话接得很有意思。上一句是“我爸当年想让我读工商，到现在还想让我去读”——虽然这位女士已经当了妈妈，她的父亲似乎仍希望她继续深造。紧接着下一句：“我的孩子，我不要求他钢琴弹得多好，但总得会弹几首曲子吧。”整个叙事，第一层是“我爸要求我”，第二层是“我要求我的孩子”。周轶君感叹：“所有这些要求的出发点，都是‘我’，没有孩子的想法。”她由此补充，代际间还有一个永恒的主题，正是控制欲。
另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成功路径。传统的“个人奋斗改变命运”剧本，首先通过学校教育在年轻人心里打下印记。书中有一个案例，一位男生因为自己高数成绩不好，直接把“高数不行”等同于loser。周轶君对此深有同感：“我在大学毕业进入社会工作之前，对自己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也都是根据自己的考试成绩排名来定位的，第一反应自然就是这样。”
但与此同时，经济结构的转型、社会流动性的变化，使父辈那套基于“匮乏”经验的成功话语，已经很难兼容于年轻人“富足”的新环境。杨樱察觉到，有的年轻人开始试图去质疑施加于自己身上的游戏规则，一些基于个人感受的叙事逐渐显现出来，潜台词是“我不想按照上一辈给我的方法来，凭什么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今天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在城市买房”“追求财务自由”等目标，或许终将成为历史。这是年轻一代对传统成果路径背后的单一价值标准的厌倦和反思。
作者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师生线下分享。
没有结论的“时间胶囊”
很多让上一辈人看不懂的态度，比如既渴望自由又依赖秩序，既认同隐藏才能自保、但出手必须抢先……往往不是年轻人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而是他们在所处的特定环境中，对这个时代最直接的反应。虽然看起来矛盾，却自有一套内在的生存逻辑。未来的悬念在于，我们的社会能否提供足够的弹性，支持这些多元的、非主流的人生选择？
作为一枚“时间胶囊”，《富足一代》没有提供关于一代人的最终结论。甚至在经过几年的出版周期后，有些访谈者的想法发生了变化。杨樱坦言，如果现在再去采访，复杂性又会增加一轮。为一代人画像，尤其是在过去几十年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本身就是一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野心行动。它呈现的，只有困惑、矛盾和一个个探险的现场。
但周轶君认为，这恰恰是它值得记录的理由：“每一代人都要寻找自己的意义。赶紧把这些人的样子画下来，像速记一样，因为翻过去就翻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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